收支平衡原则发挥着代议机关政治评估的功能，如果当前的一切财政任务均可通过将负担转嫁给未来的方式得以完成，那么代议机关根据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各种财政任务进行评估和取舍的权力将不复存在。

(三)两院的制约先于配合 监察委员会与法院、检察院的关系，也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从国家机构享有的权力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和检察院各自享有的权力均包括监督权。

西方国家大多以确立权力分立和司法权防范行政权的过度扩张。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权时，不得侵犯或代替一府一委两院的职权，要预防和制止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越权行为。从保障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的独立性地位而言，首要防范的就是来自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的干涉。没有相邻部门的权力制约，监察权可能越俎代庖，丧失对权力的程序性控制。调查权是指人大为行使监督职能而对有关国家机关及组织依法独立进行调查并不受干预的权力。

一些腐败案件所涉贪腐金额之巨大、贪腐情节之严重，贪腐现象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之普遍，可谓触目惊心。因此，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地位，必须从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具体的权力关系中来认识。在此，审查不等于司法，补救不等于救济，实施仅指立法机关在事实调查的基础上以立法方式在宪法权限范围内对不合宪的抽象规范文件予以纠正。

作者简介：郑贤君，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即，国会只能顺着宪法规定扩大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不能缩小、弱化基本权利。[26] （四）审查效力具有普遍性 法院裁决的结果只具有个案拘束力，立法机关的决定具有普遍效力。2018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除了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之外，其它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审查对象尚未明确，包括国际条约、行政协议、立法解释、法律修正案、党内法规。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对上述的所有其它案件，无论是法律方面还是事实方面，最高法院有上诉审理权，但须遵照国会所规定的例外与规则。

（二）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是抽象规范性文件而非具体争议 我国合宪性审查对象规范性文件的抽象属性明显不属于案件和争议。[22] 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指出：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2018年修正后的《宪法》第70条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需要看到的是，总体上，政治问题是一个权力分立问题。

德国学者齐佩利乌斯说道：眼光的往返流转是一个多阶段的、逐步深入的选择过程。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与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并非制约，而是分工监督。而on its face就是通常制定法的审查标准，可导致法律的修改。其三，对法院的裁决予以解释。

政治问题不同于法律问题。第三，法官不应将包含法律问题的淫秽标准的认定交由陪审团，这种属于宪法解释性质的问题应由法官行使。

但在其后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修正了司法哲学，区分了国会的立法保护与法院的司法保护之间的差异，认为法院才是基本权利的最终保护者。我国合宪性审查之所以不是法律问题，在于审查的理论基础、规范依据、审查主体、审查目的、审查对象、审查程序、审查标准、审查效力不同于法院中心的司法审查。

合宪性审查的目的是保障宪法权威、维护法治的统一。对于政治问题理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兰克福特在该案的异议书中痛苦地说道：根据我国宪法，并不是对于每一项政治纠纷，对于每一次立法权的不适当的行使，都有一种司法补救办法。损害赔偿不是一种单独的救济方法，而是与上述任何一种方法相伴，适用于对公权力机关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构成法律问题的标准是案件和争议，其理论基础是权力分工，须符合诉讼资格、成熟性和争议性，且须通过法律适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往返流连进行涵摄，裁决是否予以保护。合宪性审查并不涉及法律适用，不需要在特定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往返流转，而只是对法律本身予以分析。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指出：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在此过程中，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可以说明情况，出示证据。该案提出了认定政治问题的六项标准，其实质是宪法解释、司法克制，以及法院尊重国会和行政机关。

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少侵害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不可替代性原则，具体指在前述适当性原则已获肯定后，在能达成法律目的诸方式中，应选择对人民权利最小侵害的方式。宪法委员会增强了裁判程序， 加强裁判性，包括开放、两造对立、辩论、公开、充分说理的判决理由、允许宪法法官发布反对意见等等，并授权组织法来予以规定。

即使对于法院中心的宪法监督模式而言，何者构成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修改后的《宪法》第70条，以及《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都说明，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法院是适用法律的机关。

偶有诉讼当事人提起审查，如杭州机动车被扣押的当事人，但程序与司法裁判审查不同。法院不能提供咨询意见，那样做就是违反三权分立。前已述及，构成法律问题须由法院审理的事件必须是案件或者争议，进一步的具体标准是诉讼资格、成熟性与争议性，但是，我国合宪性审查会的对象是规范性文件，而非争议。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已经说明，除了没有审查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外，实践中，法规备案审查室审理的对象俱为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等。

[19]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解释有权予以撤销、纠正。他说：但立法法仍有不足之处，那就是该法没有涉及对于政治行为的合宪性审查，而仅仅限于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并且，即使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亦只限于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审查，而没有对法律的审查作出决定。

[13] 肖蔚云、蒋朝阳：《关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维护宪法实施的不同职责》，载《中国人大》1995年第17期。三、合宪性审查是政治问题 我国合宪性审查由权力机关负责决定了其所处理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

作为宪法监督而的下位概念，合宪性审查虽然在实践中是由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且由作为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服务保障机构、设立于2004年的法规备案审查室具体负责，但决定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合宪性审查不是法律问题 政治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涉及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

[13]这说明，将负责宪法监督的权力机关履行合宪性审查的职责定位为法律问题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除了废除法院裁决的违宪法律之外，国会是否具有实质性权力去补救违宪立法中的歧视规定呢？这种实质性的权力包括那些呢？ 实质性权力的依据是国会的事实调查权。对于当事人而言，其判决结果无法对当事人提供救济，宪法法院对违宪法令的宣判是远水不解近渴。[27] 参见苏永钦：《以人民之名》，载《法令月刊》第65卷第12期（2014年12月）。

《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负责监督宪法实施。换言之，法律适用的涵摄就是将具体的案例事实，置于法律规范的要件之下,以获得一定结论的一种思维过程。

在合宪性审查的情况之下，赢了官司却不能赢得救济是常见的事情。前者是指当一个人挑战一项法律，意味着该人反对该项法律适用于特定的案件或者特定的人。

限制最小是比例原则中必要性原则的具体运用，要求政府在所有的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上必须采取侵害最小的方法。成熟性是指实际侵害必须已经发生。